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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第二轮下岗潮或来袭，连博士都难找工作了 据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在人大老博士论坛称，劳动市场信号已经失真了，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对于研究者没有用，“那个指标根本没有敏感性”。其表示，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
今年以来，受股市一直不景气，人民币贬值的影响，很多企业倒闭，一些外企撤出中国市场，让很大一部分人失业或下岗。而目前的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
一些学生毕业在找工作时总是觉得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一些企业又总觉得岗位根本没人来应聘。而如今据曾湘泉所言，统计局公布的登记失业率根本没有敏感性。更称，由于国企重组等因素影响，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
这一言论立马引起了网友的热议，直呼：“博士都找不到工作啦”、“这是失业，不是下岗，下岗有补贴的”、“国企重组，裁员裁的是谁?”如果真入曾湘泉所言，那么国家确实要对就业政策做出调整了，更要好好研究，如何才能调整好就业形势，做到不浪费人才，减少失业待工的人。
下岗潮背后的真相：盘点国人改革开放后三次命运大转折
中国面临着制造业倒闭潮和失业潮双面夹击的局面，中国人迎来改开后第三次命运大转折。 第一次发生在1978年，劫后余生的中国人迎来了改革开放，小岗村和全国各地的农民们通过大包干改变了忍饥挨冻的命运；李克强、张艺谋、李东生等知识青年通过高考或者返城实现了人生的华丽变身。这一年被称作改革元年，中国人迎来了第一次命运大转折。 第二次发生在1989年后，西方制裁加上苏东剧变，是继续改革开放还是退回到原点，改革力量与左派力量僵持不下。直到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僵局才被打破，改革派占据上风，姓资姓社的问题被搁置一边。南巡讲话之后，世界五百强企业纷至沓来，南下“打工潮”汹涌澎湃，数千万草根阶层的命运由此发生改变。部分人从草根一跃成为亿万身家的老板，很多业务员或蓝领精英甚至可拿到10K以上的月薪。 第三次就在当下，进入2015年，越来越多的头牌外资企业开始加速撤离中国。外资撤离除了撤走巨额投资，这些企业庞大的海外市场也一并带走，中国面临着制造业倒闭潮和失业潮双面夹击的局面，中国人迎来改开后第三次命运大转折。 下岗潮来临时，职工饭碗丢了怎么办？ “第一轮下岗潮”到来时，由于此前无先例，又没有经验可资借鉴；加上当时国家经济本就非常困难，面对众多下岗工人及其困难家庭，政府和企业均表现得无能为力。如果曾所长所说的“第二轮下岗潮”不可避免，除去职工最基本的“三险一金”必须切实落实外，还应该做的就是再就业培训。争取做到这边下岗、那边上岗——下岗即转岗，从而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的下岗即失业现象。 当然，如果面临大量职工下岗的企业，本身就会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所以，对可能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虽然是企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政府也不能袖手旁观，同样有责任和义务给予一定的再就业培训资金补助。也就是说，对于那些面临下岗的职工，由政府和企业合作，根据劳务市场需求预测及职工再就业意向，抓好、抓实各类技能培训。给下岗职工增加现就业所必须的勇气和信心，这也是对职工权益实实在在的保护以及人文关怀。 再者说了，就中国经济发展现状来看，“第一轮下岗潮”那样的惨状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一是国家经济结构的合理调整，第三产业的占比上升，会提供更多的岗位。二是国家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势必带来非公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也将为具有丰富工作经验和技能的下岗职工，带来新的机会。 所以，面对可能出现的“下岗潮”，要正确面对，不必过于惊慌，要坚定对国家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的信心。与此同时，从思想上、行动上，积极做好面对可能出现所谓“第二轮下岗潮”的各种准备。 中国是否应该重启下岗潮？ 90年代下岗潮是很多老一辈的梦魇。很多文章叙述当年艰辛，一些下岗者失去收入来源，到菜场逡巡徘徊，收摊时偷拾菜叶。1999年黄宏在春晚喊了一句“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据说那时很多人看到这心堵得慌，把电视关了。黄宏因此被骂了好几年无耻。 从市场环境看，1990年代又是改革开放后的黄金时代。大量国企改制，私营企业崛起。公务员辞职下海，富人走海南，穷人跑深圳。开矿、挖煤、跑外贸、房地产、办工厂，做生意当老板流行一时。当下很多企业家都是起家于此。互联网业也发韧于1990年代后期。 从下岗潮走出来者，绝大多数人都过得更好。伤痛的记忆是刻骨的，很多人不愿回顾。他们不愿承认，国企改制和下岗潮是后来经济起飞的基础。国退民进的改革红利一直维持到现在，私企发达的地区就业相对容易。在国企密集的地区，托门子找关系依然流行。 最近两年，高度依赖国企的东北地区陷入衰退，下岗梦魇再次笼罩在职工头上。我的一位朋友在铸造厂做技术，几年前工资六七千，在当地算高收入，现在月入两三千块钱，还是几月一发。他所在的辽宁，待产停薪很普遍，GDP增长垫底全国也毫不意外。 为什么不辞职？在市场上找份工资稍高点的工作，虽然困难，机会还是有的。可惜他缺乏勇气。恋栈理由之一是现在无事，休养生息，收入虽然不高，日子勉强能维持。这么大国企，只要熬过眼下困难，还是一份不错的工作。家人总劝着等等。从多年经验看，在市场打拼远不如在国企轻松。现在不流行买断工龄，鼓励辞职。需要等多长时间呢？没有人知道。
近几天就业研究所的曾湘泉说，中国劳动力市场十分复杂，登记失业率基本已无参考价值。这一点在国企尤其明显。很多国企职工事实失业，工资停发，苦苦挣扎，就业数据无法体现。曾湘泉说，中国要准备迎接第二轮下岗潮。一时间反响很大，很多人说他没良心，可是又找不出好的反驳理由。
国企不单要考虑经济效益，还要承担政治任务，解决就业，养活一大批人。国企没有足够动力减员增效。他们理直气壮从政府和银行那里获得帮助，不必担心倒闭。这导致国企效率低下，同时造成劳动力浪费。没有外界推动的强力改革，国企自身无法解决臃肿难题。 1990年代流行买断工龄、一次性安置补偿，虽然饱受争议，不过给国企改制提供了灵活机制。一些不愿长熬工龄的员工，他们获得一笔补偿费；经营无力的国企，能公开“甩包袱”筹码。这些都有利国企改制，方便私企接手，促进产权流转。如今这些机制不仅法律有障碍，舆论也不支持。利益僵持的代价是改革受阻，经济停滞不前，很多人混吃等死。
市场经济中，劳动要素的流转是正常而且必要的。在南方工厂，民工荒和失业潮间歇出现，企业生生死死，经济在波动中稳步发展。互联网领域，跳槽非常普遍，失业是家常便饭。近期互联网界普遍在减少招聘，裁员消息时有耳闻。在国企，失业却是让人闻之色变的词汇，他们还在沿用“下岗”的说法。劳动力市场上，国企员工的流动性最差。过去十多年，国企员工享受了长时间好时光，现在陷入困境，有必要重启下岗潮。 单纯职工下岗显然不是目的，重要的是经济改革。国企该破产就破产，能改制就改制，引入私营收购国企，鼓励下海创业。今天中国经济已不同往日，社会财富积累已十分丰厚，下岗会带来阵痛，却不至于当年啼饥号寒的苦痛。若长时期贻误，国企集中的地区势必塌陷严重。1990年代的下岗潮经验，实在是值得珍视的改革范例。当下的畏首畏尾，踟蹰不前，说明这个时代的进取精神在消退。
那么，未来会不会出现公务员下岗潮呢？
跟刘茜相比，张新新的工作似乎更多、更累。并且，后者现在已经享受不到刘茜那种“吃饭不花钱、娱乐没地去”的生活了。
张新新在甘肃省一个县级政府部门的接待大厅窗口上班。由于生活压力，他也有辞职的想法。
尽管大家都在讨论不断出台的关于公务员的各种禁令会影响这个群体的福利，但张新新告诉记者，这些禁令并未给他的收入带来任何不利影响—基层公务员原本福利就不多，取消后和取消前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原本以为公务员是高收入群体，加入公务员队伍后起码可以负担得起买车和购房的需求，但真正梦想成真后，张新新才发现，自己每月扣除各项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后，实际收入不到2500元。
张新新经常跟同事们讨论他们的工资距离国家颁布的全国城镇人均收入还有一定差距，他也不断抱怨说除了工资其余的什么都在涨。
公务员不好当，尤其是基层公务员。张新新也时常跟同事们讨论基层公务员为什么不好当的问题。
以张新新本人的情况为例：在窗口工作要经常加班，如果态度稍有不好就可能会被投诉或直接被批评，“即便态度好，有时也要被质疑”。这是张新新每天都要面临的问题。
按照单位的要求，工作人员的手机要24小时开机，就连节假日也不例外。张新新因此经常自责给家庭的付出和关心太少。
工作近6年，张新新至今未曾调换过岗位。他一直在为提升发愁，“即便有机会提升，也很渺茫。”而如果自己当初不考公务员，可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张新新认为，他的工作几乎是当地所有行业里最累、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由于没有严格的考核体系、劳动与所得多数情况下不成正比，张新新觉得这无法很好地体现出他的个人价值。
如果未来自己的待遇仍然无法得到提升、收入仍处于社会偏低水平，张新新表示肯定会辞职。张新新的一些同事也与他有着同样的想法。
但另一个困惑在于：不做公务员了，又能做什么呢？张新新并不知道自己辞职后可以做什么工作。
专家称，公务员的工作累是由于政府职能没有转变、“应酬”太多，高工资高福利的前提是形成清廉政治、廉洁政府。市场经济需要小政府或者适度政府与之相匹配。而目前中国无疑是过于庞大之政府，必然要减少政府对于市场的干预、缩小政府规模，所以未来必定会出现公务人员下岗潮。 也许不断有公务员辞职是一件好事，这样就能够增加社会的人才，也可以帮政府机关“消肿”，裁减冗员、裁减机构，使政府更精简，更富有活力。 外资撤离、外需遇冷；四座大山、内需不振，2015年的中国制造业，肯定要面临更大挑战。若放任倒闭潮、失业潮蔓延，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的重压之下，很多中国人的命运或将被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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